他喝了一口酒。酒已经不辣了，温的，有点苦。
他想起了自己做电视的第一天。师傅姓黄，带了他三年，教他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镜头里出来的东西，得有温度。”
这八年，他做过山区的留守儿童——有个男孩对着镜头说“我想让我妈回来”，那天全组都哭了。他做过退伍的老兵——七十岁，一个人在老房子里，墙上挂着战友的照片。他还做过被强拆的农民——那条片子被压了三个月才播出来，播完第二天，刘建明找他谈了一次话。
今天刘建明让他做假新闻。
他放下酒瓶，点了关注。
然后他又翻回那个直播间。最新的预告是明天的，“晚上九点，随便唱唱”。评论区空荡荡的，没有留言。
他按了按眉心。酒精开始上头了，脑袋发沉，但意识还是清醒的。
他躺下来，盯着天花板上那道漏水留下的水渍。形状像一只伸开的手。
他做了十年内容。他知道怎么让一个素人发光——灯光的角度、机位的距离、剪辑的节奏。
但这些东西——在这个晚上，在他二十平米的出租屋里——感觉隔得很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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